上海养老服务信托试点成效初显,挑战依旧

上海养老服务信托试点成效初显,挑战依旧

“我的子女长期居住海外,我担心自己独居时遇到突发状况,是否有人能够照顾?”“若我突然失能,账户中的存款能否及时用于应急?”上海发布的《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》已经实施一个月,试点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转化为实际操作,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。

根据上海金融监管局的统计数据,试点启动以来已有18个案例成功落地,涉及高龄无子女老人的监护需求、海外子女独居老人的财产监护需求、备老人群的临时监护需求、特殊家庭和自闭症群体的特殊照护需求,以及“生前养老+身后慈善”的公益慈善需求等多个实际需求场景。

目前,养老服务信托展现出清晰的发展趋势。在政策的推动和机构的实践下,养老服务信托由过去的个案尝试逐渐向制度化、规模化发展。普惠化破局、模式创新、生态共建等策略,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。但长期来看,税收问题、监护服务供给不足、专业化团队建设等难题仍需解决。

差异化解题

“这类业务的特殊性在于,它们基本都是根据客户需求个性化定制的,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产品。”一位信托从业人员表示。

据上海某信托公司养老信托从业人士观察,目前核心客群呈现出“哑铃型”结构。一端是高龄、高知、高净值的“三高”人群,他们的核心需求是按自己的意愿尊严养老,比如不麻烦子女,通过信托管理财产,对接养老生活社区,确保未来养老生活中有人签字、有人付钱。另一端是“老养残”家庭,子女为身心障碍者,核心需求是“生活的安全感”,父母比较担心孩子的生活问题,需求集中在特殊需要信托+监护的衔接,确保两代人能够安全体面地生活。

客户需求的多样性,也使得机构在项目落地上探索多重差异化实践路径。一是聚焦深度定制和模式创新,试点提出了“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”“意定支付”等政策文件,确认了意定监护中人身事务和财产管理相分离的实践做法。二是探索多方协同,政策提及构建养老金融生态体系,在实际落地中有多方参与共建。三是普惠化创新,华宝信托落地的案例中将门槛进一步下探至5万元,主要针对“独居老人突发疾病救治”这一高频紧急场景,对普通工薪阶层的养老保障需求而言更具普适性。

“试点启动一个多月,开局良好,已落地18单案例,覆盖多类养老刚需场景,初步验证了模式的可行性与市场接受度。”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表示。

走向普惠还需跨过两道坎

长期以来,信托被贴上“高净值专属”的标签,普通工薪阶层望而却步。此次试点中,5万元设立门槛项目的落地,也在行业内首次将养老服务信托推至“底部线”级别,打破了这一固化印象。

“本次试点的政策文件值得赞赏的一点在于,政策真正地把养老服务信托作为一项普惠性的‘公共产品’去设计和推广。”建元信托养老服务信托业务部左君超博士表示。

政策的普惠导向与5万元低门槛的落地,让养老服务信托具备了“走入寻常百姓家”的可能性。但距离真正服务普惠,仍有相当距离。

“虽然养老服务信托也没有硬性的资金门槛要求,但距离服务普惠还有很大差距。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认知门槛和信任成本,普通百姓对‘信托’二字仍有距离感,也会担心信托公司倒闭或信托资金被挪用。”华东某信托从业人士坦言。

这一判断在数据上亦有佐证:上海金融局披露的数据显示,《通知》发布以来累计受理养老服务信托相关咨询约300件,成功落地的仅18单——从“咨询”到“签约”的转化率偏低,这既与这类业务的转化周期长这一特点有关,也从侧面印证大众对信托制度的认知壁垒与信任鸿沟。

多重挑战犹存

当下的养老服务信托业务正开展得如火如荼,但业务推进仍有短板尚待突破。“当前最核心的瓶颈是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不明确及高额税费,制约了‘以房养老’模式复制;其次是专业监护组织严重稀缺,导致资产管理与客户具体服务难以高效衔接;同时,养老服务信托服务费率偏低,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待验证;此外,公众认知有限、信任建立周期较长,也制约着业务大规模推广。”廖鹤凯表示。

对信托公司而言,专业化团队建设同样是容易被忽视的“隐形短板”。养老服务信托看上去是金融产品,本质却是一个超级复合型专业服务,需要从业人员同时掌握金融、法律、养老服务知识、可独立完成全流程方案等。

与此同时,也有行业人士提到,养老服务信托是一种以客群深度经营的新业务形态,未来需要对产品和服务模式持续迭代升级,这对信托公司的展业思维、管理模式、组织架构和考核激励都带来新的挑战。

业务侧更深层的挑战还在于,这一业务很难标准化,推进速度十分缓慢。从当前已落地的案例来看,几乎每一单都是“一客一议”的定制化服务,从客户咨询、信任建立、方案设计到最终落地,周期通常以月、年计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业务的规模化推广。